春天的昆明，雨水总在午后准时落下，打在病理实验室的窗玻璃上，噼啪作响，像在为显微镜下的世界伴奏。
病理课是出了名的“硬骨头”——要在密密麻麻的细胞里找出癌细胞，要从染色的切片中分辨炎症类型，对陈峰和阿依莫来说，比记糖代谢途径还难。
“你看这个，”老师举着一张肺癌切片，在投影仪上放大，“癌细胞的核又大又不规则，像乱长的杂草，和正常细胞完全不一样。”
陈峰盯着屏幕，胃里有点发紧。那些癌细胞张牙舞爪的样子，让他想起义诊时见过的晚期肺癌病人——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咳出来的痰带着血，眼神里的绝望像阿扎河的深潭。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阿依莫的声音有点轻，她指着切片边缘的正常细胞，“它们以前也是好细胞啊。”
“就像梯田里长了杂草，”老师比喻道，“一开始只是几株，不及时除，就会越长越多，抢了好庄稼的养分。”
这个比喻让陈峰心里一动。他想起阿扎河的梯田，哈尼人每年都要仔细除草，不然红米就长不好。人体也一样，癌细胞就是“杂草”，医生的任务就是早点发现，早点清除。
课后分组观察切片时，陈峰和阿依莫分到的是胃癌切片。阿依莫捏着切片夹的手有点抖，眼睛凑在显微镜上，半天没说话。
“怎么了？”陈峰问。
她抬起头，眼圈有点红：“我想起王大叔了，他总胃疼，要是……要是也长了这种‘杂草’怎么办？”
陈峰的心沉了一下。他调整显微镜的焦距，让细胞看得更清楚：“别担心，早期胃癌能治好，就像刚冒头的杂草，一拔就掉。我们现在学这个，就是为了以后能早点发现。”
他指着切片里的一处：“你看，这里的癌细胞还没扩散，周围有淋巴细胞在‘打仗’，说明身体在反抗。只要我们早点帮它一把，就能打赢。”
阿依莫的眼神慢慢亮了，重新低下头观察，笔尖在笔记本上飞快画着：“这个癌细胞的核仁很大，染色深，和课本上说的一样……”
那天的病理课，两人看得格外认真。别人在抱怨切片太难认时，他们却在每张切片里，看到了具体的面孔——王大叔的胃疼，李阿婆的关节炎，甚至那个校医院里咳嗽的大叔，都成了他们辨认细胞的“参照物”。
“你看这个肝硬化切片，”陈峰指着肝小叶的破坏，“像被洪水冲垮的梯田，正常的结构全乱了。”
“这个肾小球肾炎，”阿依莫指着堆积的免疫复合物，“像山里的泥石流，堵了路，水就流不动了。”
他们用自己熟悉的方式，把冰冷的病理切片，变成了有温度的“生命故事”。
晚上去校医院帮忙时，陈峰特意翻出胃癌的科普手册，找到早期症状那页，用红笔标出来：“上腹痛、反酸、体重下降……”阿依莫凑过来看，忽然说：“王大叔好像有反酸的毛病，下次回去得提醒他注意。”
药房的张药师听见了，叹口气：“山里人总觉得‘胃疼不是病’，硬扛着，等疼得受不了再来，往往就晚了。”他从抽屉里拿出本旧病历，“你看这个病人，和王大叔情况差不多，拖到晚期才来，神仙都难救。”
病历上的字迹有点模糊，却记录着一个生命的流逝：“男性，52岁，胃癌晚期，广泛转移……”陈峰看着“放弃治疗”西个字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离开校医院时，雨还在下。阿依莫忽然说：“我们以后回去，要多给寨子里的人讲这些，告诉他们胃疼要早看，咳嗽久了要检查，不能等‘杂草’长疯了才着急。”
“嗯，”陈峰点头，“还要教他们怎么预防，少吃腌肉，少喝酒，像张药师说的，‘治未病比治己病更重要’。”
路过食堂时，他们买了两碗热粥。阿依莫喝着粥，忽然想起什么：“我奶奶说，以前的哈尼人会看舌头辨病，舌尖红是上火，舌苔白是着凉，和中医说的很像。”
“这叫‘舌诊’，”陈峰说，“下学期学中医基础，我们就能学了。”
“太好了，”阿依莫眼睛一亮，“以后我就能用哈尼话给寨子里的人讲‘舌诊’，他们肯定听得懂。”
雨停时，月亮从云里钻出来，照亮了两人并肩走的路。陈峰手腕上的银镯，在月光下闪着淡淡的光，像在提醒他：病理切片里的“杂草”，不仅是知识，更是责任——要让大山里的人，少一些“晚期”，多一些“早期”；少一些遗憾，多一些希望。
第二天的病理课，老师提问：“为什么要学病理？”
陈峰第一个举手，声音清晰：“为了在‘杂草’刚冒头时就发现它，帮身体打赢仗。”
老师愣了愣，随即点头：“说得好。学医不是为了认识疾病，是为了战胜疾病。”
阿依莫看着陈峰，眼里的光像星星。她知道，他们正在做的，不只是学知识，更是在为那些还没发生的“遗憾”，提前攒力气。
课后，两人去图书馆借了本《农村常见癌症防治》，阿依莫在扉页写下：“送给阿扎河的亲人们——愿你们永远用不上这本书。”
陈峰在旁边加了一句：“但我们会学好它，以备不时之需。”
阳光透过图书馆的窗户，落在书页上，把“防治”两个字照得格外亮。他们知道，病理课的切片只是起点，后面还有更难的挑战，但只要心里装着那些期待的面孔，再枯燥的知识，也能长出力量。
就像阿扎河的梯田，不管遇到多少风雨，只要有人认真打理，总有丰收的那天。而他们，就是想成为那个“打理”生命的人，让每片“庄稼”都能好好生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