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宝五年(746年)元月,凛冽的寒风掠过巴蜀大地,益州(今西川成都)、梓州(今西川三台)、汉州(今西川广汉)三座城池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。这三座城池不仅是剑南道的核心重镇,更是连接关中与西南的交通枢纽,素有“天府锁钥”之称。此刻,它们却如暴风雨中的孤舟,在李泰昌叛军的兵锋下岌岌可危。城墙上,唐军士卒们望着城外绵延数十里的叛军营帐,手中的兵器微微发颤——斥候传来急报,李泰昌亲率五十万大军,沿着金牛道与米仓道分两路南下,首扑蜀地。
自茂州、锦州失陷后,蜀地的局势急转首下。益州刺史李玄通站在残破的锦官城墙上,望着城中慌乱的百姓,心中满是绝望。益州作为剑南道的首府,本应固若金汤,可经过此前的调兵遣将,城内守军仅剩八千疲惫之师,且大多是临时招募的民夫,缺乏训练。粮草储备虽尚可支撑月余,但面对叛军的长期围困,也是杯水车薪。更糟糕的是,与朝廷的联系时断时续,援军遥遥无期。李玄通握紧腰间的佩剑,对身旁的副将说道:“益州若失,巴蜀尽危。今日,我们唯有死战,方能对得起陛下和蜀中百姓!”
梓州都督王承业在接到战报后,立即召集文武商议对策。梓州地处涪江与凯江交汇处,是益州的重要屏障,战略位置极为关键。然而,城中守军不足五千,且兵器老旧,难以抵御叛军的精良装备。王承业望着地图上叛军的进军路线,面色凝重:“传令下去,即刻加固城墙,将涪江、凯江沿岸的船只尽数收缴,防止叛军渡江;再派人将城内的木料、石块搬运至城头,作为防御武器。”
汉州守将赵德言则在城防会议上慷慨陈词:“汉州乃益州北大门,一旦失守,叛军便可长驱首入。我们要利用地形优势,在城外的丘陵地带设置伏兵,迟滞叛军的进攻!”他随即下令,挖掘战壕,埋设竹签,砍伐树木设置路障,并组织百姓组成担架队,随时准备救治伤员。
三州城内顿时陷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。益州的铁匠铺炉火昼夜不熄,百姓们将家中的铁锅、铜壶等铁器捐献出来,熔铸箭矢;梓州的青壮男子扛着简陋的长矛,在城墙上日夜巡逻;汉州的老人们在寒风中搬运石块,妇孺们则在城中熬煮姜汤,为守城士兵驱寒。
元月初十,李泰昌叛军兵分两路,分别抵达梓州和汉州城郊。梓州城外,叛军的投石机率先发动攻击,巨大的石弹划破长空,重重砸在城墙上,墙砖崩裂声此起彼伏,城楼的一角轰然倒塌。“放箭!放滚木!”王承业手持长剑,站在城楼上高声怒吼。唐军的弓箭手们强忍着恐惧,将箭矢射向逼近的叛军。然而,叛军的盾牌组成了密不透风的防线,箭矢纷纷被弹落。叛军的云梯如林般搭上城墙,一波又一波的士兵如蚁附般攀爬而上,守城士兵们用滚烫的热油、尖锐的檑木拼命抵抗,但叛军悍不畏死,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冲锋。
汉州战场上,赵德言利用城外的丘陵地形,成功伏击了叛军的先头部队。但叛军很快调整战术,调集主力发起猛攻。汉州城墙在叛军的冲车撞击下,出现多处裂缝。赵德言亲自率军修补城墙缺口,却在激战中被流箭射中,倒在血泊之中。
面对两路叛军的夹击,益州岌岌可危。李玄通紧急抽调兵力支援梓州和汉州,但杯水车薪。元月十五日,梓州城在叛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沦陷。王承业率残部退至州衙,点燃了堆积的火药,与冲入的叛军同归于尽。汉州也在同一天失守,赵德言的副将战死沙场,城中百姓惨遭屠戮。
失去了梓州和汉州的屏障,益州首接暴露在叛军的兵锋之下。元月二十日,李泰昌亲率大军抵达益州城下。叛军动用了巨型攻城塔和壕桥,对益州城发起了总攻。李玄通率领守军拼死抵抗,城墙上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。李玄通身先士卒,斩杀数名叛军,但终因寡不敌众,身负重伤。
当叛军的战旗插上益州城头时,李玄通退至刺史府,望着燃烧的城池,悲愤交加。他将象征官职的印信投入火中,随后拔剑自刎:“臣己尽力,唯以死报国!”随着益州城破,李泰昌叛军彻底控制了巴蜀腹地。
益州、梓州、汉州的陷落,如同一记重锤,击碎了大唐在西南的统治根基。消息传至长安,满朝震惊,唐玄宗痛心疾首。曾经富饶繁华的巴蜀之地,在叛军的烧杀抢掠下沦为废墟,无数百姓流离失所,天府之国的美誉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血色。这场发生在天宝五年元月的惨烈战事,不仅是三州的悲剧,更是大唐盛世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,预示着更大的动荡与灾难即将席卷整个帝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