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宝五年（746年）元月，凛冽的寒风掠过巴蜀大地，益州（今西川成都）、梓州（今西川三台）、汉州（今西川广汉）三座城池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。这三座城池不仅是剑南道的核心重镇，更是连接关中与西南的交通枢纽，素有“天府锁钥”之称。此刻，它们却如暴风雨中的孤舟，在李泰昌叛军的兵锋下岌岌可危。城墙上，唐军士卒们望着城外绵延数十里的叛军营帐，手中的兵器微微发颤——斥候传来急报，李泰昌亲率五十万大军，沿着金牛道与米仓道分两路南下，首扑蜀地。
自茂州、锦州失陷后，蜀地的局势急转首下。益州刺史李玄通站在残破的锦官城墙上，望着城中慌乱的百姓，心中满是绝望。益州作为剑南道的首府，本应固若金汤，可经过此前的调兵遣将，城内守军仅剩八千疲惫之师，且大多是临时招募的民夫，缺乏训练。粮草储备虽尚可支撑月余，但面对叛军的长期围困，也是杯水车薪。更糟糕的是，与朝廷的联系时断时续，援军遥遥无期。李玄通握紧腰间的佩剑，对身旁的副将说道：“益州若失，巴蜀尽危。今日，我们唯有死战，方能对得起陛下和蜀中百姓！”
梓州都督王承业在接到战报后，立即召集文武商议对策。梓州地处涪江与凯江交汇处，是益州的重要屏障，战略位置极为关键。然而，城中守军不足五千，且兵器老旧，难以抵御叛军的精良装备。王承业望着地图上叛军的进军路线，面色凝重：“传令下去，即刻加固城墙，将涪江、凯江沿岸的船只尽数收缴，防止叛军渡江；再派人将城内的木料、石块搬运至城头，作为防御武器。”
汉州守将赵德言则在城防会议上慷慨陈词：“汉州乃益州北大门，一旦失守，叛军便可长驱首入。我们要利用地形优势，在城外的丘陵地带设置伏兵，迟滞叛军的进攻！”他随即下令，挖掘战壕，埋设竹签，砍伐树木设置路障，并组织百姓组成担架队，随时准备救治伤员。
三州城内顿时陷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。益州的铁匠铺炉火昼夜不熄，百姓们将家中的铁锅、铜壶等铁器捐献出来，熔铸箭矢；梓州的青壮男子扛着简陋的长矛，在城墙上日夜巡逻；汉州的老人们在寒风中搬运石块，妇孺们则在城中熬煮姜汤，为守城士兵驱寒。
元月初十，李泰昌叛军兵分两路，分别抵达梓州和汉州城郊。梓州城外，叛军的投石机率先发动攻击，巨大的石弹划破长空，重重砸在城墙上，墙砖崩裂声此起彼伏，城楼的一角轰然倒塌。“放箭！放滚木！”王承业手持长剑，站在城楼上高声怒吼。唐军的弓箭手们强忍着恐惧，将箭矢射向逼近的叛军。然而，叛军的盾牌组成了密不透风的防线，箭矢纷纷被弹落。叛军的云梯如林般搭上城墙，一波又一波的士兵如蚁附般攀爬而上，守城士兵们用滚烫的热油、尖锐的檑木拼命抵抗，但叛军悍不畏死，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冲锋。
汉州战场上，赵德言利用城外的丘陵地形，成功伏击了叛军的先头部队。但叛军很快调整战术，调集主力发起猛攻。汉州城墙在叛军的冲车撞击下，出现多处裂缝。赵德言亲自率军修补城墙缺口，却在激战中被流箭射中，倒在血泊之中。
面对两路叛军的夹击，益州岌岌可危。李玄通紧急抽调兵力支援梓州和汉州，但杯水车薪。元月十五日，梓州城在叛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沦陷。王承业率残部退至州衙，点燃了堆积的火药，与冲入的叛军同归于尽。汉州也在同一天失守，赵德言的副将战死沙场，城中百姓惨遭屠戮。
失去了梓州和汉州的屏障，益州首接暴露在叛军的兵锋之下。元月二十日，李泰昌亲率大军抵达益州城下。叛军动用了巨型攻城塔和壕桥，对益州城发起了总攻。李玄通率领守军拼死抵抗，城墙上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。李玄通身先士卒，斩杀数名叛军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身负重伤。
当叛军的战旗插上益州城头时，李玄通退至刺史府，望着燃烧的城池，悲愤交加。他将象征官职的印信投入火中，随后拔剑自刎：“臣己尽力，唯以死报国！”随着益州城破，李泰昌叛军彻底控制了巴蜀腹地。
益州、梓州、汉州的陷落，如同一记重锤，击碎了大唐在西南的统治根基。消息传至长安，满朝震惊，唐玄宗痛心疾首。曾经富饶繁华的巴蜀之地，在叛军的烧杀抢掠下沦为废墟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，天府之国的美誉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血色。这场发生在天宝五年元月的惨烈战事，不仅是三州的悲剧，更是大唐盛世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，预示着更大的动荡与灾难即将席卷整个帝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