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云泽的“奇思”并未如众人所料，是什么玄妙的秘技或新奇的釉方。他带来的，是一股来自遥远异邦、带着浓重铁腥味的风——工业革命的冰冷法则。
在沈娇娇略带疑虑却坚定的支持下，薛云泽的行动迅疾而彻底。他不再是那个只在窑口观察火色的沉默青年，而是化身冷酷的规划师。他铺开巨大的素绢，用炭笔精确地勾勒，将天工窑那浑然一体、充满艺术呼吸感的制瓷流程，如同解剖一具精密的机械般，拆解开来。
练泥：不再是大师傅凭手感揉捏判断泥性，而是指定专人负责特定矿源泥料的淘洗、沉淀、踩踏，要求泥料达到固定的湿度和韧度标准。
拉坯：最核心的塑形环节被单独剥离。技艺娴熟的拉坯工只负责将泥料快速拉成基础器型，不再追求大师傅手下那种充满个人风格的微妙弧线。
利坯（修坯）：另一组人接手，用统一制式的刀具和量具，将基础器型修刮至预设的精确厚度和规整轮廓。
画坯：最富艺术性的绘画被分割。擅长线条的只勾勒轮廓，专攻花卉的只填涂花瓣，精于人物的只描绘面部——一幅完整的画作被肢解成数个工位接力完成。
施釉：按釉水种类和浓度分区，工人只需机械地蘸釉、淋釉或吹釉，确保覆盖均匀。
烧窑：窑工严格按照薛云泽制定的升温曲线图表操作，精确控制火候时间，减少依靠经验“看火”的环节。
十几个独立工位如同冰冷的齿轮，被强行嵌入了原本充满个体灵性的创作链条中。每个工人被限定在自己的方寸之地，反复操练单一动作。窑厂内，昔日大师傅们带着学徒边讲解边示范的悠长场景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、节奏划一的工具敲击声和工头催促的低喝。空气中弥漫的不再是创作的热情，而是追求速度的紧绷。
如果说流水线拆解了工艺的“形”，那么薛云泽随之祭出的另一法宝——关键绩效指标（KPI）——则试图重塑工匠的“心”。
最核心的改变。工匠的收入不再基于年资、声望或沈家的“情分”，而是赤裸裸地与完成合格坯件的数量挂钩。多做一个，多拿一份钱。效率，第一次被明码标价。
薛云泽在窑厂最显眼的墙壁上，挂起了一块巨大的木牌。上面用朱砂清晰地标注着每个环节每日、每月的产量排名。排名前三者，名字高悬榜首，额外获得一笔的“效率标兵”奖金。红榜之下，是无声却激烈的竞争。
为了避免单纯追求数量而牺牲质量，薛云泽同样制定了详细的“合格品”标准手册，由专门的质检员依据手册进行判定。然而，这标准更多聚焦于尺寸、厚度、釉面有无气泡裂纹等可量化的指标，对于画作的“气韵生动”、器型的“神采气度”等玄妙之处，却难以捕捉。
这一套组合拳，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，在天工窑内部掀起了滔天巨浪。
一部分人，尤其是那些原本收入不高、晋升无望的底层学徒和普通工匠，眼中燃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情。计件制让他们看到了迅速改善生活的可能。他们埋头苦干，手指磨出血泡也浑然不觉，目光紧紧盯着墙上那鲜红的榜单，梦想着自己的名字登顶，拿到那笔丰厚的奖金。窑厂里第一次响起了因赶工而生的、急促的喘息声。
反应则截然不同。以须发皆白、德高望重的陈老为首的一批国手级大师傅，看着自己毕生浸淫、视为艺术乃至生命的制瓷流程被如此肢解，看着徒弟们为了“计件”而变得急躁粗糙的手势，看着墙上那刺目的“效率排名”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亵渎和窒息。
“胡闹！瓷器是这么造的吗？这是做木桶！做板凳！”陈老气得浑身发抖，将一块刚刚由流水线产出、尺寸精确却毫无神韵的素坯狠狠摔在地上，瓷片西溅。
他们拒绝被“钉”在某个工位上只做单一环节，认为这割裂了艺术的完整性，让匠人沦为麻木的工具。“画坯只画花瓣？那花魂何在？气韵何存？”一位擅画花鸟的大师傅悲愤地质问。
对KPI更是嗤之以鼻。“按件计钱？那老夫这一笔下去是值三文还是五文？”艺术的价值被冰冷的数字所衡量，是对他们毕生追求的终极否定。他们沉默地抵抗，或消极怠工，或干脆告假，窑厂核心的创作力量瞬间陷入瘫痪。
站在风口浪尖，内心充满撕裂。她亲眼看到产量报表上的数字在薛云泽改革后开始有了明显的爬升，积压订单的消化似乎看到了曙光。然而，大师傅们的激烈反对和窑厂内部剑拔弩张的气氛，以及那些快速产出却明显缺乏“灵魂”的坯件，让她陷入了更深的焦虑。
改革的效果初显，但代价是什么？沈家的“天工”二字，是否正在被“流水”冲淡？她紧握着薛云泽绘制的冰冷流程图，指尖冰凉，目光投向薛云泽，其中既有期待，更有沉重的疑虑：“云泽，效率是有了，可这……还是‘天工窑’吗？”
薛云泽站在喧嚣的窑厂中央，看着高速运转的流水线，看着红榜下争分夺秒的工人，也看着角落里大师傅们愤怒或悲凉的眼神。冰冷的齿轮己经转动，金钱的鞭策开始抽打，效率的提升伴随着传统与匠心被碾压的呻吟。他的“奇思”带来了希望的曙光，却也点燃了毁灭的引信。这架名为“效率”的战车，最终会将天工窑带向何方？他紧抿着唇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，深知真正的风暴，才刚刚开始。
